贵阳市云岩区第三季“良知行”全国征文【二等奖】获奖作品展播

行尸走肉电视剧 | 2018-10-24 10:35

爱心终会结出香甜的果实

这是十五年前的一个真实故事。

一个名叫邹晓晶的普通女孩,从小就有一个梦想:当一名科学家。18岁那年,她如愿以偿地考上清华大学后,更加勤奋地学习,为的是几年后能顺利地考上研究生,读上博士,最好能出国深造。然而,她也没想到,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她平静的大学生活。

那是大三第二学期的一个周末,邹晓晶跟几个同学去收发室帮忙整理分拣信件,偶然发现了一封特殊的信,上面光写着“大学餐厅爸爸收”。这分明是一封死信,但信封上歪歪扭扭、稚嫩的字迹让邹晓晶心里一动。她拆开了信封,希望能找到一点投递的线索。

信是写在香烟盒的锡箔纸背面的:“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儿子冬子,你不要我了吗?你走了以后,姐姐也很快走了,我现在在东大街要饭吃,总是被人打。你快来接我吧,我活不下去了。”

读了信后,邹晓晶的心一下子揪紧了。从邮戳上看,信是从四川大竹寄来的。根据这线索,邹晓晶开始到学校各个餐厅打听有没有从四川大竹来的人。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没有任何线索,但是这个名叫冬子的孩子却让邹晓晶心时刻不安。

一向富有爱心的邹晓晶决心要找到这个可怜的孩子。

恰好大四学校就要安排实习,为了寻找冬子,邹晓晶拒绝了老师特意给安排的北京的一家著名的科研单位,主动声明要到四川大竹这样一个县城去实习。

到大竹县城后,邹晓晶实习之余费尽了周折,终于找到了那个名叫冬子的男孩。得知冬子是个刚满6岁的孤儿后,看到冬子可怜的样子,晓晶没有多想就决定将冬子带在自己身边一起生活。虽然出生普通工人家庭的晓晶并没多少生活费,但她还是省吃俭用给冬子买了穿的和好吃的。

一个学期的实习结束了,晓晶又带着冬子一同回到了北京,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小小的民房,默默的承担着生活的重担,照顾和培养着一个和自己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很多同学不理解,认为晓晶好不容易才能轻松生活了,现在却自己找个大麻烦,不值。而晓晶内心却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她暗下决心,要让冬子享受亲情的温暖。

可是,正当晓晶为自己想法激动不已时,却遇到了难题。因为要带冬子必须得办理必要的手续,当晓晶拿着通知书和护照到美国驻华使馆办理签证的时候,使馆却提出必须要晓晶提供冬子和她的直系亲属关系的公证,而且还要冬子在美国的经济担保。

怎么办?一直沉浸在喜悦中的晓晶犯愁了。到美国去接受更高的教育是自己梦寐以求的啊,可自己一走,刚刚脱离困境的冬子又不得不回到从前的处境,一个活泼的孩子又将失去刚刚获得的温暖啊!

何去何从,晓晶面临两难的抉择。经过几天几夜艰苦的思索后,晓晶只好暂时放弃了出国留学。为了两人的生活,她还不得不在学校附近的科技市场找了一份程序员的工作,继续照顾培养着冬子;与此同时,晓晶也在思索,寻找带冬子一起前往美国的途径。

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发现邹晓晶未按时入学后,又发函给清华大学查询晓晶的情况。晓晶的导师周教授原以为邹晓晶已经去了美国,收到美国校方的函件后才感到十分惊异。几经查询,他找到了晓晶,可面对晓晶与冬子的情感故事,周教授也是无可奈何。

一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观察员访问中国,来到晓晶的母校,周教授讲述了晓晶未能赴美读书的原因,观察员听了惊讶万分,连说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并执意立即赶到晓晶和冬子的住处。此情此景,让那位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观察员也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人世间最美好的真情打动了那位老外观察员,他立即联系美国亲朋,亲自为冬子担保,最终促成了晓晶赴美留学的愿望。

晓晶终于带着冬子踏上了赴美留学的道路……

后来,晓晶的事迹被媒体披露后确实让许多人深受感动。晓晶给了别人爱的温暖,而别人又把爱的温暖给了她。这就是生活对爱的最高奖赏。曾听说过一个小故事,说是在一场激烈的战斗中,一名军官忽然发现一架敌机向阵地俯冲下来。照常理,发现敌机俯冲时要毫不犹豫地卧倒;可军官并没有立刻卧倒,他发现离他四五米远处有一个士兵还站在哪儿。军官没有多想,飞身过去将士兵紧紧地压在了身下。紧接着一声巨响,飞溅起来的泥土纷纷落在他们的身上。军官拍拍身上的尘土,回头一看,顿时惊呆了:刚才自己所处的那个位置被炸成了一个大坑。因为救士兵,军官幸免一难。

的确,那位军官的幸免一难或许是偶然的,然而,爱心绝不是偶然的。请相信,爱心不管在哪里开花,也许当时,也许将来的某一天某一时刻,终究都会结出果实的,而那果实一定是格外香甜的。

巴山:本名彭明凯,文学学士,已在海内外报刊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二百多万字。先后在国内多家报刊开设专栏。出版诗集《爱河泛舟》,散文随笔集《五味人生》《拷问世界》《竹海梦天堂》《迈向成功的路》,小说集《滴水看海》《悠悠情思悠悠恨》《你是我的影子》《你的秘密我知道》等。梁斌小说奖、孙犁散文奖获得者;《读者》和《百花园》杂志签约作家。

棉花做的骨肉

发怒时猛捶棉花是不大顶用的,力量在一次次棉的妥协下会被一一消解。最后,要么气消了,要么更加胡作非为。旧时代的女性像棉,消解着命运打来的拳。外婆便是这种棉制女人,一生在消解,一辈子未曾回击。

外婆的女儿,我的母亲,十几岁便进城打工,借住于大伯家。每月按时寄钱回去和父母一同供养弟弟读书,不过,外婆外公看错了人,把机会交给厌学的舅舅,最后舅舅还是因多次逃学而结束了改变命运之旅。因着这份重男轻女,母亲在重庆嫁人后极少回老家。小时候我常问母亲为什么不回去看看自己的妈妈,母亲不答。我想,她心里大概有恨,越恨就越疼爱同是女孩的我。无论生活怎样面目狰狞,她都支持我继续念书,她不希望看见另一个自己。所以,自小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我对外婆的印象是模糊的,对外婆的态度是疏远的。直到舅舅进城打工,结了媳妇,贷款买了一套房把外婆外公和外祖父一起接来过活,我才慢慢了解母亲的母亲。

几年后,舅舅也得了个女儿,我和表妹关系极好。同是独生子女,寒暑假便常常互串门。住在外婆家即舅舅家时,我开始了解这瘦弱土气的小个子女人。她的手糙得像原木,她的脸是黄蜡色,眼无神近于黯淡,五十多岁成六十模样,逛街时会被商店店员投以鄙夷的打量目光。

七八月的重庆是人干、脱水的生活季节。而外婆会尖着脚去挤没空调的一元公车,就像舍不得任何用度一般积极,她应该不怕热吧!那时,常乘出租车的自己不懂外婆的世界。

高二时学习压力大,但寒暑假也会去找表妹玩。几天后,吃完晚饭外婆坚持送我到车站,看着我上车和她挥手告别后才放心离开,但悬着的心直到我到家后拨去电话才放下。那段去公交站的路很长,至少得花半小时。我破天荒和外婆聊起她的过去,那种我向来只和养大我的爷爷奶奶聊的过去,越是亲密,我越渴望知道对方的过去。但这习惯不适合恋人、夫妻。

“外婆,你额头上凹进去的这里是怎么回事啊?”我指着那片凹陷。

“以前从山上滚下去,石头撞的。”外婆平静地说。

我话匣子一开关不住,更何况从山上滚下,多么新鲜的事!我向来只从床上滚下过。那时的我不懂什么叫命运什么是苦难,只是带着怜悯继续挖别人的苦窖。

外婆说是雨天上山割草,脚底一滑摔下去留的伤。又说爱咳嗽是坐月子时没养好落下的病根。还说不可以不干农活,再累也要干,月事来时肚子再疼也干,乡下的女人不可以懒……

那是第一次,我知道女人仿佛过得挺苦,乡下女人的苦比我的烦恼深得多。不是考试排名落后了被老师训的心烦,不是考不上重点大学让父母失望的失落,不是又重了几斤的惆怅,不是偶像结婚了的醋意……外婆的世界关乎无奈关乎煎熬关乎与命运比耐力。

母亲告诉过我,她小时候带着舅舅一起偷跑出去看露天电影。回家后见外婆被外公打得满头鲜血,接着她也会被打,但舅舅不会,因为他小他是男孩,但他会哭得刺心哭得左邻右舍都知道。

大学后,我看见有大人因某一方出轨而离婚,便和母亲谈到如果丈夫出轨,妻子该不该离婚的问题。大学时的我对于婚姻这一命题十分感兴趣,觉着那是个新奇的领域。母亲告诉我外公出轨过,外婆不会指责也不敢,只是继续干活继续带孩子,夜深人静时泪水打湿枕头而已。

我问:“那如果爸爸出轨,你会离婚吗?”

母亲看着我顿了一会儿说:“不会。只要他肯回归家庭。”

女权主义旺盛和新时代女性思维强烈的我皱眉大声吼:“为什么不离?凭什么要忍?”

母亲饶有兴致地看着我,摸摸我的鼻头说:“为了你,为了这个家。”

我有片刻的感动,接着面带恐惧地说:“如果……如果未来我的丈夫出轨,我也要忍吗?”

母亲忽然变得十分严肃,调整坐姿后说:“一开始嫁的时候,我和你爸会替你把关,不会嫁错,不能嫁错,不能!”她在口中喃喃自语,反复重复“不能”。

窗外残阳如血,我不会明白为什么二十一世纪女性的生活不是所谓新女性的模样,到现在,我也不懂,或许是太小,人生阅历不足吧!

海子曾写过他红色的姐姐白色的妹妹,诗中的女性的命运是不可测的,而婚姻便是决定性因素。我不懂得,不懂……也不明白张爱玲笔下的那几炉香……

外婆的一生像中药,愈久熬得愈发浓烈苦涩。她是棉,几千年的棉。而母亲的一生像西药,表面新派内里老派。她是用洋布包裹的棉。那我的一生是什么呢?是棉还是别的?

邓豪:笔名寒山凉,在校大学生。曾获第三届“良知行”征文比赛二等奖。

当母亲老成“孩子”

母亲老了,如一个可爱的孩子。令我不禁想起“老小孩”这个恰当的词。或许母亲经历了太多的人情世故,尝遍了人间的酸甜苦辣,老了就会返璞归真、童心未泯。

一天,我下班回到家。看到母亲戴着老花镜,和女儿趴在茶几上画画,图上还有字,这一老一小干什么呢?原来是女儿教母亲识字。女儿指着画对我:“姥姥会认字了!”

“哦!”我答应着赶忙过来看,“不错,不错,姥姥也认识字了!”我附和道。

“谁说我不认识字,斗大的字我还是能认识一筐的。我还上过八路军的识字班呢。那时,我抱着你哥哥,领着你大姑和你小姑,吃过晚饭就去学习,我还学过一首歌。”说着说着,母亲唱了起来:“八路军那独立营,谁来参加谁光荣,骑着马来,披彩虹,光荣光荣真光荣……”我从没有听过母亲唱歌,今天是第一次。歌声从老母亲少了一颗门牙的嘴里飞出来,五音不全地飞扬,让我差点笑出声来,我赶紧捂上嘴巴。

以前读刘墉的“当老人变成孩子”,感到不可思议,人老了怎么变成了孩子?现在是大有同感。母亲变得喜怒哀乐分明,高兴起来,就放声大笑;发怒起来就会嚷上半天,一人坐在床上,一边说,一边骂。说实在的,我从小就没有听过母亲骂人,母亲一辈子善良、懂事,即使委屈自己,也不会和人家争什么,老实本分从没有和别人红过脸,别说骂人了。可现在的母亲和原来的她竟判若两人。

现在,母亲经常和女儿吵架,鸡毛蒜皮,谁也不让谁。女儿到了青春期,正是爱发脾气的时候,动不动就嚷烦,我都让她三分。可母亲就不听邪,偏偏以为她一手把女儿带大,女儿会听她的。女儿也不知道让着姥姥,干什么非要自己说了算,于是战火不断,往往最后,把母亲气得一把鼻涕一把泪,整理好自己的家当——在一个包袱皮上放好自己衣服和眼镜之类,背着就出门。她边走边说:“我走了,回俺家,再也不在这里受气了!”吓得女儿赶紧跟出门去,女儿在后边远远地看看,母亲围着院子转了一遭,最终还是上了楼。“姥姥,你不是回家了么?”每次女儿都这么问。但母亲每次生气的时候,还是要背起包袱走的,虽然最终还是自己再上楼。

“回家?我哪有家,自从你姥爷死了我就没有家。除了房子,我的所有东西都没了。”母亲没好气地说。我说:“你不是还有儿子和闺女吗?这就够了。”

“够啥,你们仨儿,一个人一个地方,让我这般年纪了还东奔西走,连个安身的地方也没有。”在母亲的眼里,父亲不在了,她的家就没了,没有一处地方,可以让她安心地度过晚年。可是每逢快过年的时候,母亲就嚷着回家。“我要回家啊,我又不是没有儿子,干嘛在闺女家过年!”但真的到了年根底下,母亲就会给哥哥电话:“不要来接我啦,在哪里不是过年呀,老家那么冷也没有暖气!我在这里挺好的,再说你妹妹的孩子需要照顾。”是的,母亲变得开始怕冷,冬天即使有暖气,她也要用电褥子,在屋里也要穿棉袄、棉裤和棉鞋。

白天,我上班,女儿上学。母亲一个人在家,时间久了就感到寂寞,电视看看也烦了,就下楼溜达。晚上,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但看不了一会儿就闭上了眼睛,鼾声阵阵。你若是叫她,她总会说:“我没有睡着,只是闭上眼睛休息。”每当这时候,我就给母亲盖上点东西,让她休息片刻。我知道叫起她老人家来,她也不会去睡觉的。

母亲真的老了。一天二次的降压药,不是忘记吃就是多吃,我只好每天问。家里刚装电话的时候,只要有电话铃响,母亲就第一个跑过去接。现在就是电话铃响个不停,母亲也不去接了,只是大声地喊:“来电话了!”如果我忙,让母亲接,母亲就会说:“电话里的声音太小了,我耳朵背听不清。”但她却站在那里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

母亲爱热闹。每逢节假日,我都会领着母亲去逛街,牵着母亲的手,就像小时母亲牵着我的手一样,慢慢腾腾地走过十字路口。走到热闹的地方,然后给母亲买一个她最喜欢吃的冰糖葫芦或者是一块冰激凌,让母亲坐在一处,静静地欣赏风景和尽阅人间的繁华。

一晃,母亲来到小城已有二十二个年头。2009年的3月12日,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八十四岁的母亲突然得了脑溢血,做完开颅手术苏醒过来,却变得柔弱痴呆。

情感之上,母亲是一只老了的鸟儿,日月使她再也飞不起来了。母亲走向了第二个幼儿时代,由此我也开始了新的征程。丢掉工作,丢掉事业,丢掉能丢掉的,唯独不能丢掉母亲。

时光荏苒,岁月无情。几年下来,母亲的病情非但没有越来越好,反而不小心摔断了腿,再也接不好了,没有办法,我只好用轮椅推着母亲出门见世面。不过,母亲的脸色还是很好看的,头发也由白变黑,脸蛋也由黄变红。然而让我措手不及和接受不了的还是母亲的一些行为,她的心智更是像极了一个幼童,那种孩势,往往让我哭笑不得。

一天,按照惯例推着母亲下楼,看到小区的一群老人在树下玩耍,我便凑了过去。母亲坐在轮椅上微欠身躯和老人们打过招呼,便安静下来。片刻后,一阵鸟鸣传来,母亲抬头看看树上的鸟笼,眉头紧皱,开口了:“把鸟儿放了!”

“这是我的,我花了两百元买的。”一位坐在树下的大爷,看看母亲不慌不忙地说。“你的?你叫它,它答应吗?”母亲极不满意地问。那位老大爷看看母亲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我赶忙向着大爷道歉,说母亲老糊涂了希望他不要介意。谁料母亲竟不承认,愤愤地辩解:“你说谁糊涂?鸟儿本来就是天上的东西不属于人的!”顿时,我无言,只好推起母亲离开。

想想母亲说的并没有错啊,鸟儿本来就是属于天空的,不属于人的,可现在有些人就能把鸟儿变成自己的东西,而且标上了炫目的价格,整日关在鸟笼里为自己歌唱。可悲啊!可转眼想想也不对啊,人家是花钱买的,经过了等价交换,不就成了自己的么?再说法律也没有规定鸟是谁的? 我越想越糊涂,竟也像母亲一样认为鸟儿是天空的。

母亲喜欢孩子,尤其是学龄前的小孩,每到楼下我问母亲去哪里玩,母亲就会指着儿童娱乐场说去那里吧。我和母亲坐在娱乐场旁边树下的木凳上,看着溜滑梯的孩子你上我下,荡秋千的孩子像蝴蝶飞来飞去,玩沙子的孩子堆出一个个造型,母亲的眉毛都笑弯了。每当有小孩子从我们身边经过,母亲就伸出手问小朋友好,那些小孩子就会很给力的和母亲握手,然后母亲就会从兜里掏出糖块硬塞给他们,他们不要母亲就扔到地上,我不停地捡,母亲不停地扔,母亲像是在玩一场游戏乐此不疲。也有刚学会走路的宝宝,老奶奶地叫着蹒跚走到母亲的轮椅前,向母亲要糖吃。这时候的母亲是最开心的时候,她拿出一颗糖,却不急于给那宝宝,伸开的手一会儿攥紧一会儿又松开,花花绿绿的糖果吸引着好奇的宝宝,“唱一个,跳一个”的宝宝由此和母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以至于有些宝宝看到母亲老远就喊老奶奶。有时候,母亲看看秋千上没有孩子就让我赶紧上去,我不去母亲就不高兴,无奈我晃晃悠悠坐上,说来奇怪没有几下我就忘乎所以了。母亲恰到好处地给我鼓掌,夸我有进步,说她像我这个年龄的时候还能在秋千上够到远处的板凳,我要是继续练下去,就能达到。在母亲的赞美声中,我也成小孩了,欢快地把秋千荡得越来越高。

我们楼下有一位大姐养了一条狗,据说是名贵的“金毛”,没有事的时候就爱抱着狗在楼下玩。波浪状的金黄色皮毛,棕色的眼睛,机灵温顺的狗见了人又是作揖又是鞠躬甚是讨人喜欢。母亲每次见到狗先是高兴地逗一会狗,然后就对那位大姐说,“我不跟你玩!”我悄悄问母亲问什么不跟人家玩,母亲说,她对狗有对她娘好么?

是什么时候,母亲变成这样的呢?是做完开颅手术后,还是查出得了“阿尔茨海默病”后?母亲是不是真的老了?潜意识中我总在“拒绝”着母亲的变老,总幼稚地认为,母亲怎么能变老呢?那个可以做我靠山的母亲怎么可能会变老呢?母亲是依恋的代名词,在母亲面前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

母亲不喜欢打麻将和扑克,但喜欢玩一种纸牌。闲暇的时候,女儿和我就会陪着母亲玩,不管玩多少次,必须是母亲赢得多输得少,否则母亲就不罢休不结束。偶尔我不小心赢了,我忍不住笑,女儿也笑,母亲就说让我一回,让我也高兴一下,于是娘仨一起开心地笑。仿佛我又回到了童年,那个被母亲宠着爱着的小女孩浅握时光,任快乐在幸福里流转。

母亲的觉少,经常是半夜里起床再也不睡了,没有办法我便在客厅陪母亲玩,时间久了我熬不住,便想法让母亲一个人玩,有时拿出女儿小时候的玩具,有时是一些书和相片,这样我可以多睡一会。一天夜里,母亲说什么也不玩了,找出自己的包袱打开,拿出一件件衣服让我穿,不穿就嚷个没完。怕影响楼上楼下的人,我便单衣毛衣棉衣统统穿在我的身上,五颜六色,里大外小,像极了一个小丑,好在我比母亲瘦还能凑合穿上。汗水从我的身体各个部位窜出来,想扒下来,母亲不让,只好拿出电扇打开冲着我直吹,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夜里,我提前过起了夏天。喷嚏一个接一个,惊动了隔壁的丈夫,丈夫看了也禁不住笑了,“怎么像个小孩,永远都长不大!”

记不起谁说过“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 因此,我们喜欢那些温馨,童真,梦幻,色彩鲜明,快乐无边的美好的一切……

母亲吃饭,开始掉饭渣,桌子上身上地上都是。母亲的左手和左腿四年前就不听使唤了,可她总认为自己还能走,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就自己站起来想走,可走了一步就坐下。母亲现在的眼睛也开始模糊,时常把沙发看成瓮,把衣服说成某某……

母亲,真的老了,尽管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八十八岁的母亲哪里有不老之理?想想自己也是奔五的人了,拒绝母亲变老,其实就是拒绝自己变老,既然不想变老,就陪着母亲一起变“小”吧。这是一种亲情的温馨,更是一种基本的孝道。

我不能给母亲山珍海味,但我能给母亲快乐;我不能给母亲小车别墅,但我能给母亲遮风避雨;我不能给母亲健康长寿,但我能伴母亲左右……

夕阳下,我和母亲并排坐在马路边的石头上,一人举着一支冰激凌,看人来车往。“他们怎么不回家,他们的家在哪儿?”母亲说。

“他们的家在子女的心里。”我说。

蓦地,我的眼里有晶莹的东西落下来……

孟宪华:曾在《散文选刊》《散文诗》《诗刊》《星星》《诗潮》《诗歌月刊》《青年文学》《青海湖》《山东文学》《天津文学》《时代文学》《常青藤诗刊》(美国)《葡萄园诗刊》(台湾)等多家报刊发表诗歌和散文。有作品收入多种选本及获奖。著有随笔集《孟华之滨》和诗集《掌上的心》《时间密码》《纸上城邦》。

我与娘舅的父子情

孩子是父母作乐时的产物,孩子并不是因为父母生了他们而是因为养了他们才亲。

1968年或者1969年,尚未断奶的我成了娘舅的养子,这年娘舅已经40岁。从小到大,娘舅没有骂过我一次,打过我一次,我要是受了委屈,他就恨不得掏出心来安慰我。

我从小喜欢看小人书,简直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娘舅每次去赶集,我不要他买吃的和玩的,就要他买一本小人书。那时的小人书虽然便宜,但对尚未解决温饱的大多农民来说,是高消费,娘舅一次也没有让我失望。娘舅还亲手钉了一个小木箱给我装小人书,若干年后,木箱和小人书都变得陈旧了,我也远离了它们,娘舅却一直珍藏着。

六岁那年夏天,水稻大面积发瘟,那时治稻瘟病的特效药是石灰,石灰在消灭稻瘟的同时,也把田里的小动物株连九族,最悲惨的要数泥鳅,尸横遍地。捡泥鳅时,我的双腿被石灰烧伤,发炎鼓脓,两个腿肚子肿得像怀孕的猫肚子,痛得我不时发出狼一样的嚎叫。要不是娘舅走村串户,找来最好的草医,我的腿肯定保不住。每敷完一帖草药,腿肚子就要排一次脓,为了减轻我的痛苦,娘舅吸奶一样将恶臭扑鼻的脓水一口一口吸出,每次都能吸出一饭碗来。

次年冬天,娘舅被抽去修水库。工地离家有三十多里地,娘舅不常回家,平常七八天半个月不定,节日的晚上总是要回来的,每次回来,都要想方设法带点吃的。

一天晚上,娘舅意外地撞开门回来了,手里拎着一海碗汤和一小把面,面汤是工地上吃剩下的,面条是他用两包大前门烟从司务长手上换来的,为了这碗面汤,娘舅不惜来回跑上六十里。工地上纪律严明,不得随便请假,娘舅抽了两根烟,跟舅母说了一会儿话,又连夜赶回工地。

中秋节的傍晚,娘舅又提回一包东西,打开一看,是四个馒头,冰冷坚硬,还有一小块肉,肥的多于瘦的,这正是我喜欢的。那时的孩子,没有几个爱吃瘦肉的。

舅母闩好门,涮好锅切好肉,然后把肉小心翼翼掀进锅里。我站在灶边踮着脚,看着锅里的水珠一个个消失,腾起一股东倒西歪的香气,拼命吸着,尽量不让空气占便宜。

娘舅望着我,不时用手背擦眼睛。

1980年,我考上了中学。整个村子只有我一人考上,娘舅那个兴奋,仿佛范进中举似的。

村子距乡里的中学有三十里之遥,尽是坎坷的山路,其中一半的路程穿过林子。那林子是原始森林,树木密密麻麻,树冠厚如棉絮,路上铺满落叶,脚板踏在上面发出扑哒扑哒的响声,好像有人跟踪追击,还要防备蹿到路上的野兽,非常恐怖。我不敢独行,娘舅每周六下午都要到半路(林子尽头)接我,周日下午再送我至半路。娘舅风雨无阻地接送了我整整两个学期,我才锻炼出胆量,终于敢独自行走。

那年深秋,回校时,天气尚暖,没想到几场秋雨过后,冬天提前到来了。我正准备回家取棉衣,老天爷忽然下起了罕见的大雪,一下就是一个星期,积雪三尺。大雪封山,没有十天半月是不会融化的,我是根本回不去了,只好裹着毯子上课。据舅母后来讲,最冷的那几天,每到黄昏,娘舅都要在家门口站一会儿,向着学校的方向远眺,恨不得变成一只大鸟,飞越雪山给我捎去棉衣。于是,他也不穿棉衣,说是要和我一起挨冻,这样远方的我就不觉得冷了。

由于严重偏科(数理化三门仅考11分),我落榜了。待业的日子里,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在城里给我找份工作,哪怕临时工也行,但父亲的回信粉碎了我的最后一线希望。

父亲在信中给我指明两条出路,要么留级再读,争取考上高中或中专,毕业后自然有工作分配;要么老老实实种田,或者做养殖专业户。第一条路我是绝不会走也走不通,如果不取消理科,我永远也考不上,我对理科患有恐高症。至于搞养殖,则绝对行不通:娘舅那地方既不通电又不通公路,山高水冷,年平均气温偏低,除了耗子,根本无法进行大规模的畜禽养殖,水产就更不用说了。

至于种田,别说我,就连娘舅也不愿意。

经过一个秋天的等待,我还是没有找到出路。转眼冬天到了,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我可一点也拿不准。

天阴了,下雪了,我和娘舅面对面坐着,一边烤火一边讨论我的前途。讨论来讨论去,也没讨论出个结果,前途无亮,我的眼泪大颗大颗落到火盆里,像雨滴砸在干旱的土地上。娘舅陪着我默默地流泪。最后,我擦干眼泪,悲壮地对娘舅说,种田就种田吧,老子认命了。

娘舅深深地叹了口气,对我说,不是你想不想种田的问题,你根本就无田可种。原来,当初送我给娘舅时,父亲本来要把我的城镇户口(当时的城镇户口不值钱)迁到娘舅名下,被娘舅谢绝了。现在回想起来,娘舅是多么的高瞻远瞩,否则,我只能在那个至今尚未被现代文明关注的山坳里面朝黄土背朝天,至少生两个孩子,如果两个都是女孩,就是罚得倾家荡产,也要生个男孩。

天地良心,娘舅养育我,丝毫没有私念;娘舅给我的爱,就像那山间淙淙流水,是纯天然的。

我又给母亲写了一封求救信。母亲毕竟是母亲,为了儿子,她提前办理了退休手续,让我顶替进了水泥厂。为这事母亲还受了不少委曲,厂长不相信我的身份,以为我是她的私生子。

在一个雾茫茫的早晨,我告别娘舅,踏上了进城的路。

据舅母后来讲,我走后,娘舅在床上躺了三天三夜,直叫头痛。娘舅有头痛的毛病,以往发作时,只要吃一粒头痛片再睡上一觉便没事,但这一次无效。我知道,娘舅是痛在头上疼在心里,尽管他知道我迟早有一天要远离他去,可还是忍不住心疼。

我结婚那年,娘舅已经六十五岁了。

我常常暗自祈祷,祈祷娘舅活到一百岁,这样退休之后,我就可以解甲归田一尽孝心。不过,我对娘舅的寿命持乐观态度,娘舅不仅为人好,身体也好,好人一生平安,好人应该长寿。

然而,娘舅六十八岁那年的一场大病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

正是稻谷开镰的黄金时节,娘舅顶着骄阳在田里收割,头一下痛了起来。老毛病了,未在意,企图坚持到收工,但越来越痛,视觉模糊。将他背回家时,已完全看不见,头痛欲裂,好像有人往脑袋里钉钉子,吃镇脑宁也不见效。

舅母吓坏了,第二天一早请人送县医院,可娘舅双手死死抓住床杆不放。在家乡,生病尤其生大病是一种比死亡更可怕的灾难,生病就意味着花钱,有钱钱当命,没钱命当钱,花钱治病尤其是花大钱到城里治病,在他们看来是浪费和败家之举。况且,他们看见医生就像看见大官一样,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恐惧。

舅母万般无奈,只好委托乡亲偷偷进城来搬我这个救兵。

娘舅是被我绑架到县医院的。赶到县医院,已是下午四点多。医生一时不能确诊,建议到市立医院做CT。看看天色已晚,娘舅体力消耗太大,只好先住下待明日再说。可是匆忙中忘了明天是周末,星期日恰值国庆,放三天大假,市立医院CT室不开放。

这一拖就是四天。当晚,病情恶化,痛彻心肺。娘舅非常坚强,嘴唇咬出血也不吭一声。次日下半夜,他的神智已趋混乱,从病上床上颤颤抖抖爬起,说是天亮了,要上街买镰刀回家收割。

一进医院娘舅就开始没完没了地后悔,一是心疼钱,二是怕拖累我,三是不适应医院里的环境,最牵挂的,是田里丰熟的稻子。

我泪如雨下,强行将他摁在床上,叫护士打了止痛针,他才昏然睡去。第三天,痛情奇迹般好转,头不那么痛了,视力有所恢复,吃了一点东西,嗜睡。

娘舅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回家割稻子。”

我半步也不敢离开,并搜光他身上的零钱。他老想偷跑回家。

终于熬到第四天,CT确诊为脑出血导致脑血肿,医生建议到省立医院做开颅手术,但那一笔天文数字的手术费难倒了我,且手术成功率只有50%。娘舅似乎强烈预感到什么,哪儿也不想去,只想回家!医院一分种也呆不下去了,再住下去会提前要了他的老命。

我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什么,可娘舅说一回家病就会好的。

万般无奈,只好送他回家。

一路上,娘舅像久别而归的游子,看着车窗外金黄的稻田,双眼蓄满了泪水。在担架上,他连连说:“好香啊,你们嗅到了没有,稻禾大豆真香啊,比医院的味道不知好嗅多少倍,一嗅到这香味,心里就踏实了……”

终于到家了。

娘舅精神焕发,不肯上床休息,躺在收割回来的粮食丛中谈笑风生。整个村庄的老老少少围着他问长问短,而医生护士职业性的冷漠让他望而生畏。

人群渐渐散去,毛绒绒的夕阳照在毛绒绒的大豆上,突然,啪地一声,一粒大豆从豆夹中爆出。我心里猛地一动,转而泪如雨下,娘舅脑袋里的血管就像这熟透的豆夹,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我亲爱的娘舅,明年是否还能够听取蛙声一片?

奇迹在娘舅身上出现了。

经过半年的调养,娘舅又能上山下田了。和从前一样,一餐三碗饭,倒头便睡,鼾声如山呼海啸;百来斤的担子,一吃气能挑一里多路,连屁都不放一个。

娘舅越是精神,我就越是担心。

我的担心终于在两年后应验了,娘舅半夜脑部大出血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娘舅的死,使我有一种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感觉。好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敢相信娘舅不在的实事,恍惚间总觉得他还活着,偶尔在街上遇见进城的乡亲,忍不住要问:我娘舅他还好么?然后,眼泪便夺眶而出。

时间快得像火箭,二十年过去了,我既想娘舅又不想娘舅,想得好的时候,头脑清澈如宇宙,那是一种美妙的享受,如饮甘露;想得不好的时候,内心似山洪暴发,那是一种巨大的难受,酷刑一般。

但是不管怎样,娘舅永驻我心,即使若干年后我死了,依然永驻我心。

邱贵平:中国作协会员,鲁迅文学院第29届中青年高级研讨班学员。作品在《十月》《中国作家》《北京文学》《芙蓉》《长篇小说选刊》《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发表;发表长篇小说《五朵厂花》《普希金时代》,出版长篇小说《大陆新娘》《红道》。曾获首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长篇小说一等奖,全国第三届网络文学大赛一等奖,福建省百花文艺奖二等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一等奖,首届福建省长篇小说双年榜提名奖,首届林语堂小说奖。

零九年秋天,我带着二姐给我的学费和行李,离开贵州老家到湖南上大学。

开学那天,同学们在自我介绍的时候把自己的家乡描述得美轮美奂,到我的时候,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便把离开家乡前拍的照片给他们传阅。

同学们看后纷纷羡慕我家乡是个青山绿水环绕,随处可见古旧吊脚楼,开门便是鸟语花香,是个诗意得像山水画一样的地方。

我无奈一笑,只说我家在乌蒙山深处,离最近的市集要走三个小时的山路。

同学们脸上有一秒钟的愕然,随后七嘴八舌的问道,中国真有这么穷的地方吗?你们那里不会连水电都没通吧?山里会不会有野人?

我羞窘得低下头,因为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肯定的。他们见我默认,便在心底给贵州贴上了一个贫穷落后的标签。

对于家乡,我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这张在外人看来风景不错的照片,而照片背后的境况到底烂到了什么程度,每每想起来我都会有种恨意,要不是家乡那么穷,我也不会一开学就成了全班最扎眼的乡巴佬。

那时候的家乡,一个“穷”字就能概括所有。

这穷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还有思想观念上的落后与贫瘠。

图片上的吊脚楼在同学眼里是古朴的民族风情,在我眼里却是不得不忍受的痛苦——吊脚楼基本都是老一辈传下来的,因为穷,住了几代人也没钱修缮。屋顶的瓦当看似齐整,其实到了下雨天就是这里不漏那里漏,到了冬天更是穿堂风满屋乱窜,就算到了晴天,进屋睡觉也得选路走。

一家一栋吊脚楼,看似诗意,事实上满屋都是一楼关牲口、二楼住人兼存放粮食的无奈。无论四季如何更迭,屋里复杂难闻的味道却未曾变过。

成长的艰辛让我深切的体会到,物质匮乏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思想上的无知与愚昧。物质短缺,辛苦点勤奋点就能把日子对付过去,但思想上的贫穷,不仅害了自己这一代,还很容易把无辜的人推向另一个深渊。

比如我家,不管父母起多早干多少活种多少地,都是全村最大的笑话,因为家里没儿子。

重男轻女的思想导致乡亲们茶余饭后几乎不会谈论哪家吃不上盐或者哪家孩子又辍学了,他们谈论最多的就是我家三姊妹及我的父母,攀比的只有哪家生了几个儿子。

父母没读过书,却十分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而我又是父母顶着各项压力超生的,所以从出生起就因为性别不对,被钉在了耻辱柱上,只要做错一点事,得到的都是“白养了”“赔钱货”这样捅心窝子的话。

我就这样在父母及乡亲们嫌弃的眼光中长大,我骨子里的自卑也是他们赐予的。

乡亲们对我父母生不出儿子的嘲讽,直到大姐结了婚才稍有改善。大姐小学毕业就辍学了,刚到适婚年纪就嫁给了村长的儿子,乡亲们碍于村长的威严,轻易不敢对我家说三道四。可惜好景不长,大姐连续生下两个女儿,村长也因为贪污锒铛入狱之,村里各种嘲弄的言论便愈演愈烈了。

这些嘲弄,直到零八年二姐大学毕业回村小任教才停息下来。

二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她考上大学,村里没人念叨一句,因为谁都不知道大学是什么,但她考上教师回村任教,不用半天,十里八乡就传遍了。

乡亲们没什么文化,但这不影响他们对知识的崇拜,在他们眼里,教师就是知识的化身,尊重教师就是尊重知识。

二姐头上的教师光环,让父母重新拾得尊重,有了抬头做人的底气。偶尔有人说酸话,笑二姐要是个儿子就好了,他们也会回一句“是女儿也不错”。

见过大城市的模样后,大学期间,我卯足劲的学习,只为毕业后能在城里找份工作,彻底摆脱大山里的生活。

那时候我便清晰的认识到,如果我无法在城市更发展、经济更发达的地方生存下来,不仅我无法享受更好的教育医疗住房条件,连我的下一代也会受到影响。

我非常不理解二姐明明已经获得了走出大山的资格,为什么又要回到农村做个支教老师,日子过得辛苦、工资也少得可怜不说,她还错过了不少发展的机会。

大一寒假回家,我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劝二姐,趁年轻,赶紧离开家乡到城里找份工作,没想到才进家门就听到父亲的谩骂声和母亲的哭泣声。

大姐见我回来,把我拉到一旁给我说了事情的原委。原来是二姐看上了住在山里的“野人”,非嫁不可。

这野人名叫大山,是二十年前村里一对夫妇从外乡捡来的,他克死养父母被村民赶到了山上,从此成了人们口中的野人。

大姐让我去劝劝二姐,说她一个人民教师要嫁给山上的野人,只会让家门蒙羞,让我们家成为十里八乡最大的笑柄。

没人比我懂被人戳着脊梁骨的耻笑到底是什么滋味,我风风火火的把二姐拽出家门,边送她回学校宿舍边跟她谈心。

没想到我跟她说了自己成长路上被愚昧的重男轻女的观念压得喘不过气来,劝她趁早离开农村去大城市发展时,二姐只是帮我捋了下被风吹乱的头发,指着不远处的山,问我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这山是什么样子?

经她提醒,我这才发觉那片记忆里的荒山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已经变成了密实的松林。而它旁边原本是松林的几座山头已经变成了光秃秃的耕地。

二姐随后语重心长地说,这片乌蒙山看似贫瘠,但它是我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地方。

它之所以贫瘠,那是因为它把它所能给予的一切都给了我们,而我们只知道一味的索取与抱怨,不知道反哺它回报它。尽管如此,它依旧不言不语毫无怨言,哪怕被剥得血肉淋漓,它也在尽它所能养育我们,这就是山的气度与山的灵魂。

若不是乌蒙山给我们提供了耕地以及各式各样容易变现的山货,我们连活下去都困难,更别提走出大山去读大学了。是母亲乌蒙山哺育了我们,而我们为它做的少之又少。

做人最重要的是要有良知,无论贫贱富贵都不能忘本。良知是做人的根本,是剔除欲念后的返璞归真。

闻言,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在我心底闪现,我这才明白“致良知”指的是明心见性,直指本心,心怀感恩,砥砺前行。“知行合一”则是将良知的种子播撒大地,辛勤耕耘、培植成型。我羞愧的低下了头,读了那么多书,但二姐说的这些问题我从未思考过,要说有,那也只是停留在抱怨家乡的层面上。现一深想,我才明白嫌弃家乡穷就像嫌弃亲娘丑一样,是种极其自私的行为。

我有了知识文化,可以跳出这个生活圈获取更好的生活,但我的家人依旧在这个漩涡里打转。如果不改变这片土地,无论我走多远、取得多大的成就、享受多好的生活,良心上都是亏欠的,因为我是这里的人,我抛弃了我的根本。

而我拥有的知识,表面上看是学校传授的,实际上来源于社会,是这个社会的公共财富。这笔财富可以让我在大城市里安身立命,但放在我们这样贫穷落后的乡村,则可以改变一代人的命运。

我对乡亲们重男轻女耿耿于怀,说到底依然是他们的知识限制了眼界。我不能用自己的知识改变他们的看法得到他们的认可,就算到了更发达的地方生活,这也会是我一生无法摆脱的阴影。

我突然想起二姐选择回来支教说的话:“人的一生那么长,总得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不然老了连回忆的资格都没有。至于支教,我不是想感动自己,我只是单纯的想为家乡做点事,至于会不会后悔,等我老了才能告诉你。”

我明白改变家乡是件巨大的工程,凭我一人之力难以为之,但是,要是每个家乡人都能献出自己的一份力,说不定几年后我的家乡也就不一样了。

我还沉浸在自己的构想里,二姐忽然一改之前的严肃,她拉起我的手,娇羞的给我介绍道,刚才她所指的那片山林,就是被村民赶出村的野人栽植的。野人在树林里喂了些鸡,下了蛋也舍不得自己吃,他觉得是咱村的人给了他活命的机会,所以从十年前开始,他就悄悄把鸡蛋送到村小里免费给读书的孩子吃。

他因为克死养父母的谣言没念过一天书,但他依旧记惦着被抱养的恩情,不计前嫌并用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们这片贫瘠的地上播撒希望。若不是他的善举,村里很多穷得连饭都吃不上的孩子,恐怕连小学都没念完就辍学了。野人这样朴实善良拥有山一样品质的男人,她没有理由不喜欢。

二姐说到这的时候眼神黯淡下来,她说她想嫁给野人,是谈了两年恋爱在彼此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爸妈大姐没文化,不懂爱情也不理解她,但我是读书人,连我都不能理解的话,她真没勇气把这日子过下去了。

我凭着一腔热血与震撼,在重新认识了野人之后,认可了她们的婚事,成为他们结婚时唯一的祝福。

多年后,我与二姐讲起这个历史性的晚上时,她才告诉我,自打她与野人恋爱起,一直都活在甜蜜与绝望中。村里人给她介绍对象个个都条件优秀,但她偏偏选了最不被人待见的野人,大伙当面叫她老师,背地里却在戳着她的脊梁骨说她不孝,故意要嫁给野人克死父母。若不是在她最绝望的时候得到了我的认可与祝福,她可能那时候就自杀了。

我这才发觉,那一夜是我与二姐的相互救赎。

再回到大学校园,我比之前更自信了。同学们偶尔会问及我家乡的变化,我也不再羞于启齿,因为落后只是暂时的,总有一天,这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事实上也是这样。

大学毕业后,我考上了我们镇的公务员,回到了家乡,一心想着为家乡的发展出力,便赶上国家为了二零二零年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全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精准扶贫。

按贫困程度划分,我们县是国家级贫困县,我们村是深度贫困村。为了政策更好的落实,镇上开始实行包村到人,我主动请缨成了我们村的包村干部。走村串户了解群众的困难,成了我的本职工作。

村里人文化程度低,但他们对权利,一直有着无意识的敬畏与膜拜。之前村长在村里作威作福横着走,看到我的时候,他们更是本能地躲得远远的,生怕我记小时候被他们说不如男孩的仇,打击报复他们。

这给我的工作带来了很多的困难,但这并不是工作停滞的理由。就算他们不说,我也知道我们村有很多肉眼可见的问题亟待解决,比如,急需修建同村公路,否则货物无法流通,经济搞不起来;危房急需改造,否则随时存在安全隐患;人畜共居急需分离,建立卫生圈……

眼看一项项工程在村里开工,村民们终于放下了戒心,愿意相信我并不是来压榨他们,而是来帮大家脱贫建设家园的。他们主动上门找我说起了生活的困难与烦恼。

他们的问题很集中,年轻的,想到外面的世界去闯闯,多挣点钱,可是身无一技之长或者没本钱;中年的,想知道如何能让土地增产,可是种了几十年的地,想了无数办法依旧没起色;年长的,遗憾黄土埋了半截身子,都没能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我回单位跟领导反映之后,得到了镇领导的高度重视,没多久镇上便向上级部门申请到了就业扶贫、种养殖技术送下乡、数字农家书屋、特惠贷等项目。

就业扶贫,组织村里年轻劳动力到校学技术,学完还为他们推荐了各式工作岗位;种养殖技术送下乡,聘请种养殖专家进村,手把手教大家如何脱贫致富;特惠贷,让有项目有创业意愿但苦无资金的村民有了实践自己梦想的底气;数字农家书屋通过互联网与实体书结合的形式,丰富了村民的业余生活及精神世界,让他们感受现代科技之余还能足不出户走遍天下……

随着一件件的实事落地,乡亲们看我及我家人的眼神也变了。

二姐夫虽不识字,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村民嘲笑是野人,但随着路修通,各项惠民政策的落实,二姐夫带头搞起了林下经济及农家乐,成了村里的致富能手。从前村里的人都怕他,说起他都是不屑,现在还争着向他取经呢。

那些嘲讽二姐嫁给野人想克死父母的村民,在看到我父母健在,我们一家人越过越红火,也改口夸张二姐有眼光嫁了个有本事的男人。

曾经指着我骂“赔钱货”的,在看到家乡的改变时,羞愧的低下了头,他们开始承认生男生女都一样。重男轻女的思想,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思想意识的进步渐渐退场。我骨子里的自卑,也在得到乡亲们尊重与认可的那一刻起彻底剔除。

乡亲们从家乡最近几年的变化里深切的体会到了党委政府对他们的关心,以及国家富强对自己生活带来的改变。他们开始信奉知识能够改变命运,而命运也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的。

以前乡亲们总觉得读书是富贵人家的闲事,现在哪家孩子中途辍学,全村村民放下手里的活计也要把孩子找来送进学校。茶余饭后谈论的也从谁家儿子多变成了谁家孩子成绩好,以及谁家又靠某项真本事脱贫致富了。

在党委政府的支持及乡亲们五六年如一日的不懈努力下,现在我的家乡真的成了我大学期间给他们传阅的那张照片的模样。不同的是,那时候只是虚有其表,现在是名副其实,我开始以生长在这片土地上为荣。

我们村人人怀着颗感恩的心,力争上游,年初已经整村脱贫。现在还因为苗家吊脚楼保存完好、森林覆盖率高、依山傍水、是个宜居宜游如诗如画的地方,成了当地旅游经济中的一张名片,此外还是精准扶贫示范村。

不少游客在看到网上的图片及报道后,慕名而来,满意而归。他们走的时候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羡慕你们住在这里的人,这是个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的地方。而乡亲们回应他们的则是,托党和国家的福,他们什么都没做,却共享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成果,他们能力有限,能回报社会的只有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再拖社会的后腿。

我把家乡的现状发到朋友圈里,震惊了不少大学同学。他们趁着节假日来我的家乡亲眼见证了这场变革成果之后,纷纷表示之前对贵州存在很大的误解,这并不是一个封闭落后的原始森林,而是个拥有山的意志、自强不息、欣欣向荣、日新月异的万花谷。

解琳:女,1990年生于云南宣威,现居贵州威宁,曾获草海杯征文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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